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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之: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的当代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栏目: 评论 2017-08-14 11:34:59 来源:创作与评论

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的当代发展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  黄力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两次重要讲话(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其它讲话精神为内容的习近平文艺思想①,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新引擎。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的当代发展,值得文艺理论界深入学习与领会。

一、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之要旨

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解审美现象的基本方法论,建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基础之上,其要点如下:

第一,从全部审美经验中,而不是在主观臆想中总结审美文化的性质、规律与特征。

这一基本原则,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恩格斯晚年将其诠释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③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其审美方法论的根本规定——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准则是从全部文艺史事实出发的,舍此便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

第二,审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审美与人同在——人是审美活动的中心,而人永远是社会的存在物,故而准确地说,审美与社会人而不是自然人同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审美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由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④马克思确定的这一条原则意味着,对审美现象的理解必须扣住人本身的发展进化来进行。

人是艺术活动的出发点和中心,但人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受制约于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从不认为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⑤

这一观点,一年以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炼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

第三,审美功能的发挥以直观性为前提,人的感性生活是审美直观性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本性的形成,来自于人的“改造对象世界”这一劳动实践,“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⑦

由于人的一切创造物,特别是物质生产形式的创造物,都取物态化的形式,人可以在这一物态化的对象中观察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直观性的存在,比如工业生产创造的对象就是如此。

但是,审美创造物与工业创造物还是有区别的,工业创造物主要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审美创造物主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即马克思所列举之“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由此,“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⑧

所谓“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那就是指,审美创造物中的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⑨这就意味着,审美对象中的人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感性形式的,首先是人的全部情感生活。

文艺是最高的审美活动,对文艺活动及其结果的评价,必须按照审美批评方法来进行,对社会主义文艺来说,那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批评方法论来进行。

二、以开放的文艺史为鉴

文艺批评是审美理论对艺术美现象的分析和评价,习近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讨论文艺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审美批评方法论进行当代阐释,这自然是题中之义。

首先,与马克思一样,习近平坚持从全部审美经验中,而不是在主观臆想中总结出审美文化的性质、规律与特征,做到以文艺史为鉴,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1976年,英国学者希•萨•柏拉威尔在英语世界出版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文版1982年三联书店版),提供并阐释了马克思一生的文学艺术言论,这部著作展示出:马克思对人类全部审美经验是多么尊重——从古代希腊的文艺到19世纪的欧洲文艺创作(当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没有可能接触到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学,如中国文学),其主要作家作品均是马克思审美理论的经验来源,“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⑩

必须注意到,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一口气提到了20多部中外文学名著和120多位享誉世界的中外作家、艺术家,不仅有古代希腊以来的欧美文艺家和作品,还有印度、中国从古至今的作家作品,其文学经验和回忆的宝库大大超过了马克思。

对这些杰出的作家作品,习近平不只是称赞了其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而且还直接从中引证出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例如,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而所举之例,一是法国19世纪的福楼拜,一是中国清代曹雪芹。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而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习近平所列举的这些文艺大师主要都是古代人物,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之前的人物,而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人物,不过区区十余人而已,外国有高尔基、肖洛霍夫、罗曼•罗兰、萨特几位,中国则有“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再到聂耳、冼星海诸人。

也许不是偶然的是,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也注意到,马克思的“目光所向,主要是在过去而不是当前,主要是在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而不是同时代人的作品。”{11}

如此列举说明,如同马克思那样,习近平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所需要的文艺经验只能是社会主义文艺家自己所创造的,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文艺以外的文艺经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经验在批评实践上开启了开放性的大门,而列宁则将这一原则推进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以A•A•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应该同过去时代文化的绝缘,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提出: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2}

习近平文艺思想在这一方面对马克思和列宁所确立的原则的坚守,既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科学性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无比丰富的来源,让条条江河汇入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海,而不是搞自我封闭,断其源头。

三、从人的存在之社会本性挖掘审美文化的价值

关于文艺与人之关系,这自然是一个经典的命题,如说“文学是人学”,文学体现着人的主体性等等,这都没有错,问题是,如果这里所说的人限于单独存在的个体,是脱离社会生活的个体,那么审美文化的价值诉求就只能是个人的事,甚至将人的本能、潜意识作为主体性的标志,社会便不能对文艺提出价值要求,凡对文艺提出社会价值要求者,就会被说成是对艺术审美本性的亵渎,是反文艺主体性的政治行为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就有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颂扬那种对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来的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主张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不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公正地说,改革开放前的文艺态势是有很多问题的,的确存在马克思所批评过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倾向,人物形象苍白、单薄,缺乏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对此加以纠正,让艺术规律而不是行政命令来引领,这是文艺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文艺改革本身就应该是合乎文艺规律,而不是相反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非合理之策。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文艺创作的确是很个体化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家真正将自己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了,谁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鲁迅所说,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球。马克思在论证人的社会存在本性时,就说过: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联系的活动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13}

所谓“科学之类的活动”,应该可以包括文艺创作活动,因为文艺创作活动所需的材料(素材),文艺活动的载体、技术条件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的,而且文艺本身就是从社会活动中(如劳动、祭祀)分化出来的,文艺家自己就是社会存在物。因此,承认并向社会性寻求审美价值并不否定审美特性,俄国19世纪批评家别林斯基就说过:“创作自由同为当代现实服务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勉强自己,命题作文和强制幻想;要做到这一点只需做一个公民,做一个自己社会和自己时代的儿子,牢记他的利益;并把自己企求的东西同他企求的东西合而为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同情、爱,需要不是把信念同现实、写作同生活分开的健康的实际的真理感。”{14}

在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社会的主体是谁呢?这就是人民,因为人民不仅意味着人口的大多数,更意味着创造历史的力量之所在,由此,文艺对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一定文艺的价值之大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样的文艺就可能达到极大的价值。反之,“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为了论证这一点,习近平以古代文学史为证,指出:

“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

更进一步,文艺由“以人民为中心”而获得最大的价值,这里并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带来的归宿,而是与审美规律本身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习近平所总结出来的,“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关于鲁迅,习近平提到,“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所批评的,正是鲁迅自己所避免的,鲁迅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小悲欢”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文艺家是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制约的,在习近平那里,文艺家会因为深入社会、深入人民生活而使自己的创作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既来自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又在深远的历史语境中传承下去,这就是一种推进。

正如习近平所说,“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四、对艺术的情感直观性特征的重视

在确认文艺在表现人的社会性时,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人”不是一个社会标签,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充满情感的人,是可以直观的,即审美的直接性存在。

在马克思的审美批评方法论中,艺术一方面如同人的所有创造物一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另一方面,在艺术中,“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因此,艺术比起其他形式的对象化来,更能够让人直观自身。

这一美学原理,运用于文艺创作,那就是对艺术中的人物形象是否成功,是否具有审美功能的评价,在于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感情的充沛性、命运的起落性等等。马克思本人在评价拉萨尔的戏剧时,就是这样践行的。

1859年4月,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了评论,马克思指出,“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5}尔后,恩格斯也写了一封信,充分展开了马克思的意思,他写道:

“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16}

在这里,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人物就是理想的审美化的人物,其性格的丰富性、感情的充沛性、命运的起落性,堪称一流,达到充分的感染性,种种感染性是任何行政力量也不可强求的。

在习近平文艺思想中,马克思的情感本体论处处可见。比如说,习近平肯定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是非常强调审美状态中的人民不是政治标签,而是活生生的个人存在,“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注意到习近平在评价具体作品时,举了苏联文学一例,他说“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长篇史诗《静静的顿河》,1928—1940年间分四卷出版,最后一卷于1940年发行,当时可谓盛况空前。颇有戏剧性的是,《静静的顿河》刚发表完前两部和第3部的前12章不久,《十月》杂志停止刊登其第3部,理由是其中所写的哥萨克暴动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作者采取为这次暴动辩护的立场。刊物负责人要求作者对此进行修改,并把主要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自己人”,否则就不能发表。无奈,肖洛霍夫求助于高尔基,高尔基安排肖洛霍夫会见了斯大林,就作品作了若干说明,称书中哥萨克暴动的描写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在斯大林支持下,这部小说终于全部发表。

的确,在《静静的顿河》中,十月革命不只是一个政治历史事件,而是当时千千万万俄罗斯人的命运,世代相传的古老生活方式被历史的风暴卷走,一个普通的哥萨克农民身不由己地游走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当主人公葛利高里在最后的出走中失去自己刻骨铭心爱恋的情人,万念俱灰地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村里时,在村口的雪地上,他首先见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正是他与世界最后的联系之所在。将作品读至此,我们会感到,习近平的审美眼光是非常人性化的。同样,我们可以理解,习近平读《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读蒙田、莫里哀、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由此,习近平强调,“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习近平在谈到红色经典的改编时,就说,“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这里,所谓“三突出”的方法是文革期间的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就是把人物形象按照政治规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情感尽量回避,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可见,习近平对马克思的这一立场非常认同,是按照美学规律来讨论艺术创作问题的。

出于对艺术的情感直观性特征的重视,习近平还指出,“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他揭示出了艺术的直观性的特殊功能:有了这种直观性,人们之间便有了相互理解、沟通的最佳方式,而在体验着艺术中的人类情感的过程中,社会与人生也就随之而展现出来,不需要另外的说明,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对世界的艺术掌握。

由此可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能够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的科学性、当代性的认识,推进其对文艺创作的引领作用。

               

注释:

①本文中,习近平所有讲话,均见之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主流媒体,以及2016年10月13日“中国新闻网”:《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2016年11月3日《学习时报》:《习近平的文学情怀》(文秀),不再一一标注。

②{1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之注2、第188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④⑤⑥⑦⑧⑨{15}{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第187页、第501页、第163页、第191页、第210—211页、第171页、第176页。

⑩{11}[英]希•萨•柏拉威尔著,梅绍武等译:《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版1982年版,第220页、第538页。

{12}[苏]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14}转引自[苏]鲍•梅拉赫:《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7月号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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