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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干: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
栏目: 评论 2017-06-12 22:50:14 来源:湖南艺术网

80后作家的出现,在文坛和社会上都是一件持久发酵的事情。到如今,80后作家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他们基本到了而立之年,自身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对他们也慢慢熟悉并接受了。翻开最近的文学期刊,会发现80后作家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版面。湖南的《创作与评论》近两年来每期刊发一名80后作家的小说,《广西文学》今年5月推出80后作家专号,《芳草》近期推出80后作家周李立小辑,杭州的《西湖》杂志刊发了不少80后的作品。《小说选刊》去年选载了5位80后作家的5篇小说,今年上半年选载了11位80后作家的11篇小说。许多出版社为80后小说家出版了小说集,云南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80后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让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

告别校园文学的胎记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签。韩寒、郭敬明近来投身电影事业,《后会无期》和《小时代》成为热议的话题,这也让他们暂时离开了文学的领域。这种转变,是他们在反叛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之下,改弦更张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必然。

时至今日,韩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80后,还有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除了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80后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或许因为他们最初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进入文坛的,因而始终难以摆脱校园的气息,校园的生活仿佛胎记一样伴随着他们的写作。校园像一个温暖的摇篮也像青春的孵化器,培育了他们的人生基调。校园让80后叛逆,也让80后怀念。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虽然是70后导演作品,但它在80后中引起的反响甚至超过70后,因为80后对校园的依赖更强。80后作家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便带有强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我”大学毕业后,又成为大学老师,“我”的情爱故事与大学校园有关,古小童就是这个大学校园爱情的基因,始终萦绕着“我”的情感世界,相恋分手,分手相恋,当古小童最后出现在电视相亲节目中,爱情也不再是两个人的私密世界,而是一道被看的风景。周李立发表在《芳草》2014年第3期的《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和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乡土80后的出现

曾经的80后小说有着强烈的城市色彩。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这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式的城市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的苦难,小说就有了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原因。去年马金莲的《长河》、宋小词的《血盆经》,以及曹永的乡土小说,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马金莲小说中最底层的西海固,是“空巢”的乡土。郭敬明笔下的豪奢大都市和马金莲们的偏僻乡土构成分裂。《广西文学》今年第5期推出的80后作家专号中,5位作家直接书写的也是乡土。另外,也有作家在城乡交叉叙述中凸显乡土本色。肖潇的《黄金船》写的是一个淘金的故事,本身又像一出“皇帝的新衣”。乡村的发财梦,连着社会的拜金主义。小说最后揭开谜底,父亲惦记城里的儿子,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让在城里淘金的儿子回到乡村,回到自己身边。父亲的苦心可以理解,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心酸和无奈。而儿子最后死于乡村淘金梦的结局,更是让人心酸。《来自杨庄》的二保为躲避水灾来到县城,没想到县城也遭了水灾,小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美女来到我们村》用乡村孩童的视角写城市对女性的窥视,也写成长。

80后的方言、乡土写作,并非仅仅在80后同代作家中具备横向的比较意义,他们的方言运用也有承接前辈作家而来的纵向路径:如马金莲承接郭文斌、石舒清的方言提炼,宋小词承接陈应松的方言叙事。可是,同样是写乡土,80后眼中的乡土也不同于前辈作家。他们是传媒时代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看乡土时,带着国际视野。同时,他们又是纯然情感写作的群体,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缺少历史大记忆和感情共同体,这就不难理解马金莲笔下西海固的苍凉和温情。

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语言蕴藏着人类的情感、记忆和当地土著的思维特征。乡土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大都市是80后的写作前站。很快,偏离一线城市的城镇成了80后写作的第二站。稍后,乡土80后出现,穷乡僻壤的独异,似乎更能成就80后的文学风景。80后由此真正找到了“各自为政”的写作根据地。

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也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向经典文学传统致敬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意念的成功实践。韩寒、郭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

新一代80后作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作为作家李锐、蒋韵的女儿,她继承了他们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长篇小说《西决》甚至有《红楼梦》家族小说的影子。

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延续的是萧红文脉,可以说是一部当代《呼兰河传》,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在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作品在平淡叙述中蕴藏着一股力量,这来自信仰,来自优美而质朴的语言,也来自对人性、对自然、对灵魂的无限关怀。今年马金莲写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此外,80后新人郭珊的小说《思旧赋》(《青年作家》2014年第1期),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句。小说在人际往来和细节中,传达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平静、含蓄,墨光四射。郭珊这篇小说,连语言都是张爱玲的民国腔。深圳的大学教师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蔡东还写过《净尘山》(《当代》2013年第6期),也是在都市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安然。马金莲生活在偏僻的西海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无论在哪里,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

现在,大量的80后作家经历了高校教育,张怡微是复旦硕士、台湾的博士,文珍、郭珊从北京大学毕业,蔡东、小昌是高校教师。他们早就不是那个带着“愤青”情绪的少年“韩寒”,而是兼容中西、心态平和。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他们也开始反思和感伤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收获》2014年第4期)可能是这种转折的标志。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他们俩都是带有“混蛋”性质的玩世不恭者,但当对方生命消失了,“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伤和伤感。而悲伤和伤感以前在80后的字典里寻不到,或者是被删除了。于一爽作为80后女作家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她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

80后开始了“致青春”写作,这和苏童们成年后的“残酷青春”,和70后赵薇们“致青春”的回望、怀念不同。80后的“致青春”现场感犹在,他们在青春中“致青春”。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一个代表。她的小说集《欢喜腾》艺术感觉敏锐,笔法细腻尖锐,充分体现了80后作家独有的特征。《更衣》(《都市》2014年第2期)虽然叙述自身的故事,但已开始进行自我的反思。女主人公是一个剩女,因为健身不小心将钥匙锁进了更衣柜,又因为天色已晚,无人帮她打开更衣柜。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处境就像被隔离的更衣室一样,“剩”得必然。小说没有写女主人公走出困境之后的改变,但反思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

张怡微的短篇《不受欢迎的客人》(《上海文学》2014年第3期)表面上风轻云淡,作品中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家庭伦理的关系,随着情节变化,迅速转移,如飞机起飞一样,跑着跑着,迅速拉升,飞向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1985年出生的青年作家不有,在今年第3期《西湖》杂志上发表了短篇《人面鱼》。这是一篇和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味道有些近似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对人性的反思。《人面鱼》用第一人称叙事,“我”作为叙事者,读者轻易地信任了“我”的讲述,对“我”具有好感,但实际上只要脱离叙事者的控制,跳出来,客观看待“我”讲述的一切,就会发现“我”的性格和人性的弱点,正是促成旅游也是错过景观的缘由,“我”的紧张、猜疑等负面情绪,皆为心像,与外物他人无关。不有用的是一种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点。

80后在“致青春”中感伤和反思,也写青春的病痛。孙频的《假面》,下笔凌厉,前景黯淡、生存高压等种种因素,作用于底层青年不堪重负的稚嫩心灵和肩膀,处在应急状态下的人,做出了非常态的生活选择,试图缓解焦虑。他们无法改变不光彩的历史,而他们渴望被接纳、渴望新生活,内心保留着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不愿与自己的历史会晤,但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个人史。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有一群年轻不羁的鲜活生命,在寻求幸福的生活,坚持自己的信念。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现状的呈现,此外,就是“谁对不起谁”的叩问,以及感受到的疑难,还有在疑难中开始的对生活和情感的反思。

视界与境界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家涉猎生活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

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奈,这也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虽然一些作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实际上的叙述视角还是出自那个潜在的“我”,以至于甫跃辉在创作谈中要声明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他生活的影子,不是他本人。

第一人称叙述让他们在自己的天地里自由驰骋,优点是少了虚伪和做作,“我”如果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一些社会生活内容。尤其是一个带着校园记忆和校园经验的作家,他的视角必然会屏蔽或丧失一些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与第一人称相对而言,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广角。对文学来说,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种叙述人称,而且口气又容易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80后在走向成熟时,如何进一步扩展、丰富自己,是他们面临的考验。他们能够经历的事情和过程确实比不上前辈作家那般丰富多彩,而磨难容易产生创造力,对80后作家来说,超越前辈的动力何在?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9月22日13版,作者为《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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