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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生活 审视存在 探微人性 ——2016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综述
栏目: 评论 2017-06-12 12:01:44 来源:湖南艺术网

○ 瞿江洪 晏杰雄

黑格尔说:“人啊,努力去‘认识你自己’;文学啊,努力去表现人。”{1}文学始终都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努力表现“人”,从“人”出发回归于“人”本身,“人”构建起了文学的整个生命脉络。湖南作家始终以敏锐的双眸关注社会、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它的诗在哪里?”{2}2016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坚持从现实出发,更加注重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特别注重对人的爱情、婚姻的描写,从爱情、婚姻生活的复杂琐碎中探查人的生命、灵魂及存在状态。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的复杂性也愈发凸显,作家对社会发展中的典型现象的关注也越来越密切,诸如城市与农村的冲突、农民的城市遭遇、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通过描写现实以期引起世人的关注。相对于描写日常生活与社会现象的数量较少的官场题材小说,以其质量也占据了今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地位,这些小说往往从一个细小的事件入手透射官场生态。除了描写官场上权力、利益的争夺,表现少数人不择手段、道德沦丧以及违反纪律等不良风气等,今年的官场小说也表现出了官与商的复杂关系透视以及在严肃批判中所包孕的对真善温婉的肯定。人性善恶一直都是文学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反复被书写。今年的湖南中短篇小说从不同的生活情境和时空致力于人性善恶的深度开掘,通过描写不同生存环境中的人的遭遇展现了人性深处的善与恶。
一、情感世界的真切描摹
文学源于生活,又积极地作用于生活,“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3}湖南作家直面现实,直击生活的内核,以敏锐的洞察力致力于对普通民众复杂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深入开掘,表现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4}在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日常生活里的情感描写尤为突出,作家们并不仅止于描写爱情婚姻的常态,而更多的笔触则转向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畸形的爱情婚姻现实的探掘,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关注人生、命运,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在这类小说中,女性始终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承担着可悲的人生命运。无论是宽容、 贤良的刁芳,善良、坦诚的李木兰,勤奋、能干的桑芾,还是《窑山风情》中的诸女性,她们在爱情婚姻中都饰演着被压抑、被伤害的角色。她们最大的痛楚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男性的背叛与伤害。同时,在同情女性不幸命运中也揭露了金钱对婚姻的腐蚀。
潘绍东的短篇小说《马放光的声音》通过描写事业、婚姻、家庭的多重失败者马放光的生存境遇,展现了金钱的巨大诱惑力与杀伤力。马放光与妻子江小菊不平等的婚姻关系最终因女儿马红的死亡赔偿款兑现而结束,但孤独的生活以及人情的冷淡让他变得精神恍惚,最后跳楼自杀。小说通过马放光悲惨的人生经历,反映了现代生活中亲情、婚姻在金钱的诱惑下不堪一击的可悲现实。肖念涛的中篇小说《寻死觅活的婚姻》讲述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如何走向毁灭的故事。小说从爱情、婚姻生活为切入点,描写了两个女性的不幸命运。小说用朴实的语言塑造了刁芳既贤惠善良又自卑懦弱的家庭主妇形象,在经历跟踪、抓奸、谈判仍于事无补,还导致了父亲的猝死之后,她最终选择站在高楼顶端,在绝望的边缘徘徊。虽然这是对于不平等婚姻的极端反抗,但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个女性的勇敢与决绝。小说另一个女主人公杨君与任琛虽互相爱慕,行为却违背伦常道德,她以剥夺别人的幸福转嫁自己的痛苦与失败,从这个层面来说,杨君是可恨的。但同时她又是可怜的,作为一个女性,经历了四次失败的婚姻,受尽虐待与屈辱。小说里,刁芳和杨君都是失败婚姻的受害者,她们的不幸直接来源于男性的背叛、暴力、压迫,一定程度也上暗含着对男女性别意识的思考。何顿的中篇小说《蓝天白云》以质朴明畅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朴实而曲折的爱情故事。小说里写到了农村的苦难生活,但并没有着眼于农民的苦难叙事,而是极力表现在苦难生活中生存着的农民如何凭借双手与智慧创造美好的生活。勤劳而善良的主人公黄正,在经历丧父、失学、丧妻之后并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而是默默地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亲情与爱情的巨大力量促使他脚踏实地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黄正的爱情大致经历了平静——波折——平静三个阶段,最终与代巧云在一起,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老一代农民身上残存的愚昧、迷信的旧观念旧思想在黄正与李木兰的婚事中显露无遗。女性内里所具有的巨大的反抗力与勇气以及无可逃避的可悲的命运也在李木兰喝农药自杀的决绝的态度中凸显出来。小说情节紧凑,叙事缓急交错,代巧云的心理状态以及她人性深处的美与丑、自责与内疚的细微转换,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青蓖的短篇小说《洁癖患者》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描写了“洁癖患者”桑芾可悲的婚姻经历。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洁癖,而是生活让她变得警惕、抑郁。母亲的随便,继父的猥亵造成了她童年的阴影,以及公婆失败的婚姻等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让她无法接受有孩子的生活,最终背叛了婚姻。小说戛然而止,朦胧的结局渗透着沉重的生活之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被动地位以及现实中丁克家庭的婚姻的不稳固。马笑泉的短篇小说《素女》以朴实的语言描写了素女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遭遇,不仅细致地展现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道出了女性不幸的现实生存境遇。在素女的内心世界里,男性都是猥琐的,需时刻警惕周遭的侵犯,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于现实中她名存实亡的婚姻遭遇,导致她日渐变得孤僻,另一方面,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一再被现实打击,最后不得已以沦陷自身来求得内心的解放。素女既想保持自身纯洁,又因为孤独而不得已深陷泥淖。姜贻斌的中篇小说《窑山风情》讲述了五个发生在窑山的婚姻、爱情故事,用质朴语言描绘出了人的真挚而又复杂的感情世界,每个故事沉重的结尾都是对现实中畸形的恋爱、婚姻关系的深刻反思。吴刘维的短篇小说《然后呢》以子语的继父为转移子语做雾化时的注意力所讲述的一个故事串联全篇,展现了子语和母亲、继父一家人和谐的日常生活,同时插叙了母亲的不幸婚姻遭遇,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女人在不幸婚姻中的弱势处境。祉笖的短篇小说《李麻子的爱情》展示的是女性在恋爱中承受着暴力、侮辱与监视的不幸命运。张小美用屈辱换来了教师职位,周梅与罗老师真挚的爱情被李麻子的嫉妒扼杀,缺乏尊重与理解的恋爱关系被暴力与利用的阴霾完全覆盖。在这些故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面对爱情、婚姻时都缺少理智,爱情少了甜蜜与温馨,婚姻少了信任与尊重,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婚姻观与爱情观。
与展示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不幸命运不同,邓宏顺的中篇小说《补天缺》以温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关于亲情与爱情的感人故事,其中的女性虽也遭受不幸,但最终获得了幸福。小说从“我”的视角出发,以哥哥因女人而被女方家人扣留为线索,陆续叙述了被扣留的原因和“我”与母亲一同解救哥哥的过程,以及最后金惠与其生母相认的大团圆结局。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突出塑造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母亲的形象,她善良、勇敢,但在倒卖甲鱼、木材谋利的过程中,她骨子里的狡猾性格也显露无疑。从故事层面上来看,金惠母女相认是故事的结局,从“我”心理发展过程来说,释怀解气是心理发展的最后阶段。小说以时间顺序来推进故事发展,语言朴实简练,对“我”不动声色的细腻的心理刻画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创作功力。
二、社会现实的微观审视
“文学使命在于社会责任担当与引领精神生活,文学应当承担起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巨变的现实使命。”{5}2016年湖南中短篇小说无疑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作家们深入社会生活,把人们习以为常看得很平淡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概括、集中,从个体或群体的现实处境出发,以客观冷静的笔触揭开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环境污染以及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等重大主题,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现实,进而明确生活的方向与希望,引导人朝着生活的希望努力,从而构建和谐美好的生活家园。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得到了显著提高,但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富二代生活的糜烂、未成年人早恋、炒股负债、传销等社会现象也逐渐凸显。湖南作家密切关注社会,关心社会发展现状,他们深入这些复杂现象的本质,揭示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赵燕飞的中篇小说《组团去天堂》以剑眉开公交车吸纳想去天堂的人的过程为副线,通过描写素颜、剑眉等一行人在平安夜相邀乘公交车一起去天堂的路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荒诞的事情,以及他们掩饰内心的恐惧与孤寂的极端狂欢的方式,从不同侧面突出了现代生活中的人的孤独以及人情淡漠的生活氛围。戴维·洛奇说:“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从来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总带有某些象征意味,即便是普通名字也有其普通意味。”{6}小说人物以他们突出的外貌特征为名,素颜、马尾、青春痘男孩、紫貂……实质上代表着他们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去天堂还是地狱,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要逃避让人感到人生彷徨与无望的现实。事实上,不只是小说中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处于像他们一样的生活环境中的人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的困境。小说以朴素的语言描写的人与人的隔阂导致人情淡漠的凄凉感力透纸背,高利贷的危害为玩转沉溺于股票中的人敲响了警钟,富二代的堕落以及未成年人的早恋为关注人的成长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刘少一的中篇小说《搞钱的路》通过描写农民敬留田如何从一个朴实的农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反映了传销道路上没有亲人与朋友,只有利益关联的残酷情景。通过再现传销活动的作案形式以及对人造成的伤害,批判了对妄想通过不劳而获、损人损己的传销活动而获取利益的现代人。同时,小说塑造的地宝这个传销头目可憎可感的形象,为读者了解进而防范传销非法活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其中“打击传销”的主旨也不言而喻。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农村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便利的交通运输改变了以往农村闭塞的状态,开放的经济促使人们走出农村,走向城市。近年来,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在改变农村的落后闭塞的现状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农民进城谋生的辛酸际遇,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等越来越成为文学的关注点。湖南作家从个体或群体的城市遭遇出发,反映城乡变迁中亲情的变异与农民工的辛酸无奈,从局部村落或乡镇的巨大变化中,审视城镇化建设对环境造成污染等重大社会问题。吴中心的短篇小说《出门捡金子》叙述了乡下人徐小节进京谋事所发生的故事。从小说内容上看,一方面,描写徐小节与扫大街老者的交涉过程突出了徐小节的正直善良,同时也反映了乡下人进城谋生的艰难以及社会道德意识淡漠的现实。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徐小节与退役少将李北方及其保姆的日常生活过程,展现了只要细心体味、真诚反思,总能发现美好的生活道理。同时,小说虽只简要叙述了退役少将李北方的父与子三代的军旅生涯,但作者崇高的家国情怀以及浓重的军人却渗透于字里行间。整体上,徐小节出门捡金子,已超越了物质意义上的实物,而是精神上的人与人之间心的交流与沟通。小说语言朴实,情节完整,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在流畅的对话中自然地显现出来。向本贵的短篇小说《年关》叙述了一对在外打工的姐弟与一位农村留守母亲悲剧性的亲情故事。年关将至,大年初二将满八十的母亲重病在床,女儿急从广州工厂赶回照料,母亲身体眼看要恢复了,听到子女惦记误工拿不到工资,于是拒绝继续治疗死去,为子女解除了包袱。女儿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但在亲情与金钱的法码上有稍许的犹疑。相形之下,母亲赴死成全子女显示母爱如此纯粹无私。年关是一个隐喻,母亲最终没有度过年关,意味着传统忠孝文化在现代物质主义社会面临着拷问和动摇。小说称颂了伟大悲悯的母爱,但没有过多谴责女儿的杂念,而是对底层打工者给予了温情的叙述和同情的体恤,显示作者对今日城乡问题的现实主义客观审视和人道主义关怀。小说标题虽有浓重的主题意味,但在具体叙述中,作者注重把主题寄寓于具体生活细节、乡村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元素,在一些具体细节和对话中母爱和亲情洇染开来,老中医的做派和良好疗效显示了传统文化与乡村的根脉相通。魏建华的中篇小说《此身何处》以“我”从金水湾村进入广州寻找打工者元宝为主线,串联起了从金水湾村走向城市的农村人的命运,见证了他们在城市里的溃败与辛酸,塑造了一群身无可留城市、神无可回乡村的农民形象。秋茄子看似光鲜的生活背后隐藏着焦虑与屈辱,冯寡妇经历数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寻女反被女儿误杀,鲁如萍经历被包养、被遗弃、被强奸之后误杀生母而坐牢,元宝傍富婆做鸭而不敢回村。城市作为圆点不断接纳、吐出农民,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继续忍受着城市的折磨与艰辛。小说真实展现了农村贫困的现实,以质朴的语言再现了农民进城打拼的艰难处境。匡瓢的《黄昏里的萤火虫》以晓畅的语言交叉叙述了林砣和宋春艳两个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辛酸际遇,反映了生活于城市底层的小人物的屈辱艰难的生存命运,展现了一幅人的尊严、道德、正义被城市的钢筋混凝土所封闭,取而代之的是互相算计与利用的肆意扩张的复杂的城市生活图景。宋春艳谨遵有付出才有回报的森林法则,用尊严与肉体换取城市浮华的物质,林砣在经历数次失败的打击之后走上以算计、敲诈谋生的道路,最终被一场混战吞没。他们的城市打拼之路让我们看到的是,艰难的城市生活消解了人的道德底线和意志与耐性,残酷的现实一再消减人残存的本真,最终完全被城市吞噬的悲剧。李长廷的中篇小说《狗日的狗》以城市狗思玉与农村狗黄皮的斗争为故事引线,反映了现实中城市与农村生活形态不可调和的矛盾。小说中城市狗思玉与农村狗黄皮反复出现,并产生了人所具有的行为和心理,已经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动物而成为一种象征,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说:“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7}小说用城市狗思玉与农村狗黄皮所受的不同待遇,影射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差距。黄皮最终致思玉于死地,思山被唐水玉赶回农村,不仅表明了城市人与农民的身份、心理的巨大差异,还表现了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同时还隐含了更深的社会现实——城市与农村发展上的差距以及“农村人”身份得不到城市的认可的现实,导致农民做出极端的反抗举动。小说里描写了思玉虽吃食比人的高档,迅速成为焦点,但与农村环境明显地格格不入,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农村对城市的警惕与排斥。黄皮咬死思玉以及思山扬言要杀掉唐水玉都是对城市骄奢、高傲、自以为是的不满与反抗。虽然黄皮咬死了思玉,但最终却被主人误杀,思山虽对唐水玉百依百顺,最终也没能逃掉被炒鱿鱼而回到农村的命运。无论是反抗的狗还是顺从的人,都没能逃脱凄凉的命运,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与不协调赫然显现。小说一定程度上真实再现了农村人无法摆脱身份印记而真正地融入城市,城市人无法真正接受农村人身份而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俯视农村的现实。廖静仁的中篇小说《万物生长靠太阳》讲述了一个乡下佬如何蜕变成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的故事。作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描写了主人公程保丘身体与灵魂相分离的畸形的生活状态,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城市富二代与乡下佬的不平等婚姻生活现状。同时,程保丘的沉默忍耐与他敢作敢为的母亲形成鲜明的对比,母亲虽患有精神抑郁的疾病,但她不忘激励儿子勇敢面对生活的波澜,但压抑的城市生活以及为了让儿子安心工作彻底地融入城市而使她选择了归乡自焚。一方面,小说通过描写这种过激的行为以期引起人们对老年精神抑郁症患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农民对乡村文明的依恋以及对城市及其文明的排斥与厌恶。思山的被炒鱿鱼与程保丘表面光鲜内里屈辱的生活境况,是城市与乡村两极对立背景下的产物,思山被城市无情地抛弃而回到农村的遭遇,真实再现了现实中农村人艰难的城市生活经历,也批评了社会中不思进取,妄图通过走捷径过上幸福生活的青年人。程保丘虽留在了城市,但却要时刻忍受城市的折磨与精神的焦虑。他们的生存境遇揭示了现实中带着农村印记的人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得不到城市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普遍生存现状。
邓跃东的短篇小说《捕伏》和陶少鸿的中篇小说《无帆之河》展现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实。《捕伏》讲述了茂老汉与剧毒长虫斗争的故事。作者用朴实的语言描写山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完整地展现茂老汉如何发现长虫并与之斗争的全过程,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山区的热爱与对原初生活状态的怀念。另一方面,通过描写长虫难觅的现实状况,间接反映了农村现代化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无帆之河》以漂泊者孟大庸归乡为故事引线,展现了他记忆中的莲水与现在所见的莲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汽艇和机船代替了帆船,昔日的繁盛兴旺与今日的惨淡凋敝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通过描写现在莲水发达的交通运输,展现了现代化建设对乡镇原始状态的巨大改变。另一方面,通过描写莲水的污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建设对乡镇生态环境的破坏。小说以“我”与孟大庸的回忆建构了整个故事,使小说叙事时间显得漫长,与乡镇现代化建设的快节奏叙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不仅表现了一个漂泊者对故乡的怀念,还表达了现代化建设对乡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惋惜。
三、官场生态的严肃批判
湖南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细致、犀利的笔触深刻透析现实官场生态,更加注重“对于社会进步的渴望和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乃至对抗”{8}的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从官场人员对权力的运作以及人格、道德立场逐渐陷落的残酷现实出发,置官场的人情世故于纸上,展官场人员的生存状态。2016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耳光响亮》《局》《看得
见的声音》展现了现实的官场生态,揭露了以权谋私、作威作福的官员的丑态,严肃批判了人的尊严、道德、良知、正义逐渐被权力、利益的欲望所主导的官场环境。但在严正的批判中,《小巷芝麻官》以官场小说中少有的温婉叙事,塑造了一个正直善良的基层干部形象。
阿满的短篇小说《局》以描写作为官员的张华斌和许志强与作为商人的林瑞华和古东山四人的牌局为主要内容,暴露了官、商对金钱的欲望,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官与商的复杂关系,揭露了用钱买官的不良风气。张华斌“纪律肯定犯不得,但可以打擦边球”的虚伪的纪律观念,不仅存在于他一个人身上,一定程度上也批判了官场中相类似的官员对纪律的无视与玩弄的现实。在“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9}的生存环境中,商人林瑞华把金钱视为图腾崇拜,放弃自尊低首向曾经侮辱过自己的许志强借钱买地,打着为家乡人做贡献的旗号以谋取暴利的行为,反映了现实中某些商人的唯利是图的经商理念,展现了尊严在利益面前的完败状态。古东山与林瑞华用钱买官以便顺利进行商业活动的行为,从侧面展现了官场的混乱无序。小说语言简练有力,采用白描的手法,抓住人物的突出特征塑造了鲜明的形象。同时,情节结构完整,以张华斌安排的一场牌局为主要线索,陆续描写了林瑞华、许志强、古东山的出场以及四个人在混乱的牌桌上的表现,在缓急交错的叙事中,官商勾结、互相利用的丑恶场面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张华斌被撤职、许志强被县纪委双规、林瑞华被判刑以及古东山患病的结局,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正能量的存在及其巨大作用。刘少一的中篇小说《耳光响亮》叙述了发生于曾乡长与警察所长皮一修这两个公职人员身上的故事,不仅成功塑造了利用权力作威作福的曾乡长形象,也完整地展现了所长皮一修人格立场的堕落的全过程,从他们的变化中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小说以平实的语言描写了皮一修因一次醉酒犯错而被免官、降级、记过后诚心悔改戒酒的决心与行动,突出了皮一修超强的意志力与忍耐力。但在利益诱惑面前,他表现的却是无限度的忍耐与恭维,坚定的人格立场在权力与利益面前彻底崩溃,迅速蜕变成随波逐流的可悲人物。小说通过描写凭借权力靠山借酒树威的曾乡长,批评了公职人员以公谋私、奢侈浪费的可憎行径。更为深刻的是,通过描写环绕于皮一修与曾乡长身边的小人物安所长、马秘书、戴老板等,在对待皮一修被打耳光事件的或暧昧或妥协的态度,表现了道德良心在权势面前的苍白无力。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看得见的声音》通过描写一个公职人员对一起车祸事件的处理过程,反映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治安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道德身份在权力与利益面前的沦丧的现实,批判了官场的黑暗以及以权谋私的官职人员。作者深入案件本身,通过描写知识分子严克己在整个案件发展中的行为表现,不仅没有良心的谴责,反而推脱责任,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缺失。以描写治安大队长覃奉公在处理车祸案件中运用权力破坏法律的基本规范,讽刺了假公济私、丧失职业操守的公职人员。同时,作者对生活在权力底层的普通民众倾注了极大的同情,通过描写修车工人车能因修车身亡而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可悲境遇,反映了普通百姓在权力运行中的卑微处境。小说语言简洁凝练,情节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凸显了人物的真实性情,增强了小说故事的现实感。
相对于揭露批判官场的黑暗,讽刺为官人员的暗黑形象的作品不同,阿良的短篇小说《小巷芝麻官》是本年度湖南官场小说里难得的略显温情之作。小说描写了一个社区主任卫池莲的日常工作以及她如何处理社区突发事件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基层干部对待工作的责任心以及娴熟的处事手段。同时,通过描写卫池莲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上级意图与全局观念的双重压迫,不仅反映了基层干部艰难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是生活于权力底层的官员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所在岗位所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作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冷静地观察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揭示了现实中权力阶层对权力底层官员的压制与利用的不良现象,同时以温情的笔触塑造正直、善良、责任心强的基层干部卫池莲形象,从侧面也赞扬了积极服务于底层工作的官职人员。
四、人性善恶的真实剖露
人性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性的善与恶是小说家们反复描写的对象。湖南作家不仅深入个体现实的生命体验,揭示他们在维护或攫取不当利益时内心深处的冷漠、自私与嫉妒,同时也挖掘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感受,表现残酷的历史环境中人性的挣扎与反抗。作家们在褒扬真善美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堕落阴暗面,始终立足于客观冷静的勘探者立场,深度探掘潜藏于人物生命内里的美与丑。
陶永喜的中篇小说《草把龙》由一幅因干旱造成的尸横遍野的画面为切入点,讲述了杨家寨如何由一个宁静美丽的村寨变成破败、凋敝,几近绝迹的荒村的故事,人性的善良与自私也在故事人物命运走向中逐渐显现。小说围绕舞草龙祈雨仪式和杨家寨水杨柳、水杨柳丈夫、婆婆、村长、元宝等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历程及命运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方面,明确指出了造成村寨干旱几近绝迹的原因——森林植被的破坏。作者以冷峻的笔触严肃批判了以水杨柳丈夫和元宝为首的肆意破坏森林者的可恨行为。另一方面,作者注重“人”这个主体,不仅成功塑造了纯朴善良、柔弱而又坚强的水杨柳形象,还描写了具有双重人格的村长形象。作为拥有“权力”的男人,他对村寨里的女人有疯狂的占有欲,但他也有作为村长的责任心,为解决村寨的干旱而奔走,奋力维护村寨生态。同时,小说通过对比元宝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惜破坏森林生态的自私自利行为,与村长和三妹婆在对待水杨柳的态度由嫉妒转变为真切的同情的巨大变化中,揭露了人性的自私,也彰显了人性善的光辉。小说语言朴实简练,叙事详略得当,对杨家寨古朴的民俗风情以及神圣的祈雨仪式的细致描写更加丰富了小说的色彩感与神秘感。学群的短篇小说《甲胺磷》以一个小县城的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辣椒婆、郝春荣为儿子讨要做保镖被关押的报酬为故事主线,同时穿插郝老四、孔老二、辣椒婆、郝春荣四人的生活纠葛,不仅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骗子公司的卑劣的商业手段与计谋,还通过描写郝老四与辣椒婆、郝春荣渐变的关系,展现了金钱、利益对亲情的消解与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描写辣椒婆向郝老四一家撒泼耍混的态度以及孔老二奸诈卑鄙的商业行为,展现了世道人心人性的险恶。孔老二打着虚有其名的骗子公司到处招摇撞骗,在这过程中,善良成为被利用与践踏的对象,在疯狂的逐利过程中人性善的底线彻底崩溃。作者怀着同情的心情描写了辣椒婆的不幸遭遇,但也批判了她蛮横无赖的性格。结尾处郝老四孙子的病症暗示着甲胺磷已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农药,而成了一种隐喻——人心人性的麻木。作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敏锐的双眼观察世道人心,诙谐幽默的语调里透露着严肃紧张的气氛。邱脊梁的短篇小说《地盘》通过描写两个公安机关人员与一个黑帮的暗中较量为中心,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了发生在“我”、父亲与肖拐子之间的故事,朴实凝练的语言中渗透着人性的复杂性。肖拐子作为一个黑帮头目,他有着黑帮头目的狠毒嚣张,但也有着普通人的善良真诚。他痛恨父亲,但同时又佩服父亲的勇武、正直与威严,父亲矮下身去为他的拐脚系鞋带、拭灰尘的举动唤醒了他人性深处的善良与温情。对比起我因顾忌面子而不敢向同事借钱为父亲治病的自私与虚荣,肖拐子的真挚与诚恳闪耀着人性善的光辉。翁新华的中篇小说《丑奴儿》通过讲述一个发生在贫困的小荷湾村的曲折的爱情故事,真实再现了农村贫困的现实境况,展现了人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善与恶。故事由农户争夺使用耕牛的顺序为导火索展开叙述,寡妇莲蓬在村长刘木林的威逼利诱下奋力保持自身的清白,最终与善良的牛贩子冷眯子在一起。小说着力塑造了自私、贪财、好色的村长刘木林形象,他奸诈狡猾,心胸狭隘,心狠手辣,不仅私贪扶贫款,还借扶贫调戏留守妇女,借权盘剥相邻的一系列可憎行径,凸显了他自私丑恶的人性。作案凶手尹七公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主动陈述事实,告破了村长的阴谋,冷眯子免遭冤屈,至此人性的善良本真得到彰显。小说语言朴实,方言的运用更加增添了叙事的活力,情节跌宕起伏。“从结构上,佛教的因缘、报应观念往往成为小说结构发展的动因,中国小说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构,与佛教的业报观念是相一致的。”{10}最后刘木林被纪律双规、家破人亡,冷眯子与莲蓬互相认可的大团圆结局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佛教的业报观念。
湖南作家不仅密切关注现实境遇中的人性善恶,同时也呈现历史进程中的人性的底色。邓宏顺的中篇小说《一百块大洋》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进入湘西雪峰山剿匪发生的故事。通过描写平民明发与土匪麻老三、解放军之间的纠葛,表现了情感与理智的激烈冲突,情与义两难全的矛盾境遇以及人性善恶的显著分别。小说通过描写明发在面对兄弟和大义时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既展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同时又显现了一种鲜明的文化情感倾向性——在人民大义面前,个人情感义气退居其次。陈茂智的中篇小说《陶罐中的火焰》根据《新唐书·阳城传》中的一段记载展开故事,通过朝廷征募矮人为线索,描写了两个家庭在残酷的历史环境中的悲惨遭遇——正常人被困在陶罐中长成侏儒,出于人道主义的进谏反而被投入狱。小说以凄婉、深情而悲壮的言语叙述了过去历史中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最后,矮奴愤怒地反抗,也反映了残忍的制度规定必将引发民间抗争的主题。小说着眼于“人”这个主体,一方面,通过描写朝廷强制征募矮奴为宫廷取乐,表现了封建统治者人性深处的残忍阴暗。另一方面,与朝廷的残忍形成对比的是民间的温情与善良,何玉文因保护清风而忍痛将自己的儿子星汉困在陶罐中,柳涤尘因救星汉冒死进谏而入狱,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人性深处的善良在暗黑的历史境遇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此外,聂鑫森的中篇小说《鲁小冰的湘军秘史》通过文史所年轻的资料员鲁小冰整理有关吃官仓的史料为线索,以她的视角去了解历史中时梦宽吃官仓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现了历史中仁人志士为促进历史进步,反抗分配不公、贪赃枉法的统治阶级的巨大勇气与胆量。小说构思新颖,布局独特,历史史料与人物臆想杂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叙述中,以时梦宽为代表的历史中为民反清的仁人志士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吴昕孺《去武汉》以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笔触描写了少年的“我”梦想中的武汉之行,在“我”想象中的武汉之行的见闻中,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少年对宏伟壮观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向往。聂耶的短篇小说《小镇人物》展现了一幅警民和谐的生活图景,着力塑造了王麻子与刘大海两个不同职业,但有着相同生活态度的人物形象。小说语言凝练质朴,叙事和缓稳健,一方面,通过描写王麻子改过从善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刘大海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与现实中人的堕落疲软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作者倾心于描写相对单纯而和谐的小镇生活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反衬了现代生活的纷繁嘈杂。
小小说虽篇幅短小,但并不妨碍它可以表现大主题描写大题材。本年度湖南小小说创作就出现了反映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态的破坏、城市中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空巢老人现象等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聂国骏的《远村》通过描写退休干部国祥回乡的所经所感,反映了农村的苦难与凋敝的现实。作者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面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环境污染、老人孩子的留守。阿良的《扫地无痕》把强子一家日常生活里艰辛却温馨的一个片段置入复杂的城市中,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进城谋生的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另一方面也热情地赞颂了伟大的父母之爱以及世间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刘美兰的《催眠花》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口吻讲述了“我”与一个生病的小男孩耳东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作为中药师在调配时有意把甘草分成两部分投进苦涩的中药里,利用曼陀罗的麻醉作用让耳东喜爱的小狗顺利回到他身边,以一个善意的谎言让生病的小男孩在心理上得到巨大安慰。语言流丽轻盈,在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意,在小小的悬念设置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人逐渐袒露。戴希的《举报》反映了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空巢老人的孤独生活。小说以直白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空巢老人廖鱼普的遭遇,他因嫉妒别人家庭的欢声笑语而心生恨意,频繁拨打缺乏真实性的举报电话,但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在廖鱼普身上却显得合情合理,他的目的仅是想与人搭话,以期引起他人的关注。失实的举报电话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空巢老人孤苦的生存境遇,从某种程度上也提醒了人们对于空巢老人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白旭初的《你与谁聊天》也描写了一个空巢老人为了找人搭话,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和骗子周旋的孤苦境遇。罗学知的《决裂》通过描写刑警王军在处理一起意外死亡案的过程中,各部门领导不同的反应,一方面真实再现了现实中刑警办案过程中相关各部门所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代社会法治的不断完善。彭美君的《将军坟》展现了将军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义气与情感退居其次的中高价值取向。戴希的《屈人之兵》讲的是一个民间历史小故事,以齐国和楚国的战争谋略为主线,描写了齐国为了打败楚国而高价收购活鹿,导致楚国弃农养鹿,最后不得不向齐国俯首称臣的结局。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实发展经济的一种深刻反思,楚国一味地追求钞票而放弃最根本的生存所需所造成的恶果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小说构思奇特、情节紧凑、思想深刻,以古喻今颇具现实意义。聂鑫森的《顺风车》中付忠林邀请行人搭顺风车的爱心与马力大胆尝试搭顺风车的勇气,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中靠勤劳打拼事业的富人的善良与真诚的品格,但另一方面也真实再现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缺乏信任的现实。以上的中短篇小说与小小说创作一起构成了2016年湖南年度文学风景画的一角,作家们始终注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密切关注日常,洞察社会问题,即时反映生活和深刻剖析生活,在不急不躁不愠不怒的叙述中渗透着湖南小说对建设更美好更优质社会的文学想像与呼吁。
注释: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7页。
②④ [捷]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6页、第43页。
③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⑤胡良桂:《文学主流的多维空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⑥[英]戴维·洛奇著,王峻岩等译:《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⑦[美]韦勒克、沃伦著,刘向愚等译:《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⑧张宏:《论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意义》,《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⑨[德]美西尔著,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⑩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2月号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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